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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钧
发布时间:2008-03-27 15:25 来源:绍兴日报字体:【
神奇的“土行孙”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钧
■记者  潘琼英  文  许文豹  摄
 
 
 
 
 
 
 
 
 
 
 
       
          院士名片:
  孙钧,绍兴人,1926年9月生于苏州,岩土力学、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学家。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上海)土木工程系。自1952年起,历任上海同济大学讲师、教授(现为资深荣誉终身教授)、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校教务处处长、校务委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的名誉顾问和教授与客座研究员。历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暨中国国家小组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长期从事隧道与地下工程学科研究,在岩土流变力学、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和地下防护工程抗爆动力学等学科领域有深厚学术造诣。近20年来,又开拓了城市环境土工学和软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岩土力学与工程领域的工程应用。 
 
  1月22日午后,上海,雪花漫舞,寒气逼人。
  “两位是绍兴家乡来的客人吧,非常欢迎你们来访,真过意不去。” 孙老早已等候在电梯门口,微笑着说。瞬时,暖意融融。
  走进孙老的家,幽古的纯净,朴厚的温情。坐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代学术宗师,也是一位可亲长者。原本因崇敬而生的距离感,在交谈中渐渐消弭,心中那片因敬畏而蜷缩起来的叶子,也悠然舒展。年逾八旬的孙院士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乡恋之情,挚子之心
  “我的祖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绍兴这块自然景观风华绝代、人文气息浓郁非凡的沃土上。我虽然出生在苏州,但我却一直把祖籍绍兴作为我的第一故乡,写入我的籍贯。每次到绍兴,那一股子的乡情总会油然而生、抹之不去,前些年,家乡办黄酒节,邀我和老伴去参加,又一次感受到家乡的巨变……”这是不久前,孙钧院士参加上海市绍兴同乡会迎新春座谈会特意写的发言稿。
  “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但改变不了恋恋乡情”孙老感慨地说。的确,对于他来说,绍兴的家乡情结一直永留心间!这些年来,孙老许多次到杭州和宁波开会,只要有点时间,他就会驱车回绍兴老家走一趟,尽管他已不知道祖宅的确切地址,但都会到他祖上老宅“八字桥”一带徘徊溜达。
  “绍兴这几年,变化真大,环城河也很漂亮,每次回绍兴,都想多呆几天,不想走了,但工作忙,实在没办法。”孙老语气中带着无奈、遗憾和眷恋。但孙老还是通过《绍兴日报》关注家乡,了解家乡。他说,绍兴寄来的报纸他一直在看,就算事情再多,他也每期必看,从报上得知家乡这些年在建设事业上突飞猛进,形势喜人,很是欣慰。 
  听说绍兴今年要举办院士大会,孙老非常振奋,他高兴地说,“这是好事,我一定会安排好其他工作,专程回绍兴。”他说,“回乡的感觉真好。”他一再嘱咐记者,如果有了确切的时间,一定要提早通知他,并托记者为家乡的名贤馆院士展厅献上他的论文选集。
寒窗苦守,持之以恒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古诗常被用来励志,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到它所蕴含的深意呢?在平淡中默默耕耘,去等待剑锋出鞘梅花溢香的那一天,这需要何等的耐力和意志?然而孙钧院士正是这样一位持之以恒的人。
  1926年秋天,孙钧出生在苏州一户书香之家。自幼孙钧受故土绍兴和苏州文化熏陶与感染,兼受父辈“百业士为先”的教诲,立志发奋耕读。当时父亲是一位知名的法学专家,然而在那动荡不定的岁月,小小的孙钧却抱定了“科学救国”的理念,并未嗣续父业,而是读土木工程学。
  1945年秋天,孙钧以高考第7名(当时是三十取一)的高分考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尽管学习负担沉重,而生活又清苦,但浩瀚如海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却深深地吸引了孙钧。在交大的四年中,孙钧忘我学习,发奋求知。从《应用力学》到《材料力学》、《弹性理论》和《板与壳》,从《结构力学》到《结构稳定与振动》,只要是和土木工程有关的书,孙钧都用心地读,读完后,做上千道习题来巩固知识。大学四年后,孙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在工程力学和桥梁工程专业任教。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他转调同济大学任讲师,从此,他“改换门庭”,与隧道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内开始规划筹建各类大型国防和人民防空地下防护工程、地下铁道、越江隧道、水电站地下厂房和各类水工隧洞等,迫切需要在最具备条件的同济大学创办国内外都还没有过的“地下建筑工程专业”,以培养可以从事上述有关工作的专门科技人才。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孙钧肩上,他担任了地下建筑工程教研室主任。
  在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上,地下空间的利用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天然洞穴、墓道和过水隧洞等等),而现代地下结构工程的大量兴建却仅自20世纪初才开始。
  地下建筑工程这一学科领域,交叉融合了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工程、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岩石力学以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等学科的特色,属于新兴边缘学科。专业创始之初,孙钧可谓举步维艰。在对教师们提出了“在战斗中成长”的口号中,孙钧结合参加国家重大地下工程建设的实践,一面编写新课教材,一面开展科学研究,并筹集经费建立地下结构实验室。他身体力行,除主持学科建设以外,还亲自开设了“地下建筑规划与设计”和“地下特种工程(防护结构)”两门新课,同时招收“地下结构”方面的研究生。
  长期以来,孙老一直在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以及隧道与地下工程结构等学术领域辛勤耕耘,50多个春秋眨眼就过去了,虽然已年逾八旬,但孙老至今还每晚辛劳笔耕工作到深夜。
  “习惯成自然了。是兴趣驱使我‘老牛不鞭自奋蹄’啊!”在他的日历里永远不分什么节假日。谈及这种状态,他呵呵一笑:“不管学什么、做什么,只要钻研进去,熟悉它、热爱它,就会感到知识之广、学问之深,真是浩瀚如烟海,越钻研越有兴趣、越有兴趣也就越要钻研。就会觉得学海中潜在着无尽的魅力,做起来也就感到有股无形的力量,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自己这项研究了。”孙院士认为钻研是通向兴趣,培养学识的必由之路,最终自然会达到一种“欲罢不能”的专注境界。这样形成了“钻研”和“兴趣”二者间的良性循环,成功也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了!
  他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我多年来由力学到桥梁、再到地下工程的专业变动,每次因服从工作需要而调动,都会有相当大的思想波动,对曾经研习的专业依依不舍,对即将从事的重任又不甚了了,一时间更谈不上什么兴趣。可是,在当时一切都要求服从组织安排,所以领导分配的任务也只有想方设法去承担;但只要真诚而专注地对待面临的新工作,一心钻研进去,新的兴趣也就又再一次地油然而生了。”在兴味盎然的引导下,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已与自己的生命节奏融为一体,由此一次次地换得了科技创新上的丰厚硕果。
韬光养晦,玉汝于成
  在隧道与地下工程结构领域里,孙钧创国内多项第一、填补多项空白,被誉为神奇的“土行孙”。
  上世纪60年代,为了国防地下建设工程,孙老踏遍了吉林边寨的崇山峻岭,完成了我国第一座特大型军用地下飞机洞库及附属地下油库工程的勘测和设计。
  上世纪70年代末,孙钧在参与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地下厂房设计研究的过程中,承担了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水电站地下厂房围岩——支护系统的粘弹塑性分析”的研究任务,并以这一工程项目为依托,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基金项目“非连续岩体地下结构粘弹塑性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于1987年组织了部级专家评议,此项目在全部17个评议项目中位列第一。评议认为,这个项目“研究工作学术上有创新,其理论分析部分达到了国际水平,并能注意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1986年,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软岩煤矿井巷支户选型及其构造与工业性试验”需要他,孙钧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重担。为了研究工作能够更加真实可信,他深入淮河
  南北地层深处逾千米,在对围岩极度松软而又埋藏深、矿压大的淮南煤矿潘集矿3号井的巷峒支护选型及其结构构造进行深入研究以后,孙钧创意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可缩、可转型接头钢筋混凝土大狐板复合支护,及与之配套的后背衬垫材料,并在现场进行了相应的工业性原型试验,使矿巷成峒速度增加了一倍,而维修、返工率基本为零,节约投资35%以上。这是一次极富创造性的工程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曾得到当时煤炭部的特别奖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工程建设逐渐掀起热潮。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兴建地下铁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城和商业街综合体,孙钧担任了北京和上海市地铁建设的技术顾问,以及迄今国内最大的上海市人民广场地下车库与地下商城工程和全国各地许多重大工程建设的技术顾问。此外,他还亲自主持了青岛市地下铁道合理埋深的研究、江阴长江大桥与过江隧道的比选研究以及广州虎门悬索桥锚碇工程质量评价与工程对策研究等项任务,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付出了汗水和辛劳。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国家基础建设的蓬勃发展,工程研究任务更是频繁地找上门来,然而孙老不顾年迈的身体,依旧跋山涉水赶赴现场进行勘测。直到耄耋之年,他仍积极投身到南水北调中线的穿黄工程建设、长江下游几座特大型桥梁的桥基工程、崇明越江隧道工程和上海市的地铁建设之中,而乐此不疲。
  2004年暮春,“非典”猖狂袭来,为了治理一处严重病害隧道,孙老亲临现场,在甘南黄土高坡那“散了架”似的荒野崎岖山路上颠簸。
  2005年仲夏,孙老不顾别人劝阻,跋涉登上海拔3500米乌鞘岭隧道施工点勘察,而心脏居然承受了高原缺氧的考验。
  2006年春,孙老又携夫人疾驶一天山路,进入湖北恩施的深山原始森林“野人关”,在年轻人的扶持下沿35度斜坡洞体,步履维艰地走入起伏不平、深达80米的锚洞洞底查看现场,并戏称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学问不是书斋里的摆设,不是中看不中用的奢侈品”。孙老总是兴致勃勃地针对工程建设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千方百计出主意、想办法,亲历亲为,努力探索他那“孜孜以求”的所谓“最优解”而永不懈怠。
  当访谈结束的时候,记者没有意识到这场面对面的接触竟然已经过了将近3个小时,孙院士那近乎聊家常似的娓娓道来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却让我们对这位极具亲和力的老院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踏实工作、孜孜不倦、锐意进取的学者,一位甘当伯乐、治学严谨、桃李满园的师者,一位厚德载物、威望素著、忠心报国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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