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一直是书店里的畅销书，《鲁迅全集》每一次的新版也都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自鲁迅逝世以来，已先后5次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即1938年版、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在这5次出版过程中，第一次出版尤为艰难，而作为同乡人的邵力子，为出版第一部《鲁迅全集》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应该被后人所忘怀的。

　　鲁迅去世后，关于鲁迅遗作出版的事宜很快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1937年早春的一天傍晚，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接到了许广平的来信及随信寄来的《鲁迅全集》全部底稿，许广平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审定，并同意出版。接到信件和底稿后，邵力子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可以为宣传鲁迅出一份力，也可以通过出版《鲁迅全集》促进和推动团结抗日。担心的是万一被CC特务（即国民党中组部，是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知道，肯定要刁难、阻挠和破坏，会贻误出版《鲁迅全集》的大事。于是他决定大胆冒险、当机立断，速战速决。

　　第二天清晨，邵力子就把“编审会”总干事朱子爽找来，一起审阅《鲁迅全集》底稿。邵力子边审边自言自语，也似对朱子爽说：“鲁迅先生去世前，他的著作我都读了。我在主编《觉悟》副刊时，还为他在副刊上发表过评论、小说、译作近20篇之多，其中就有《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译作《池边》、《春夜的梦》、《桃色的云》等。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也是我在《觉悟》副刊上首先刊登的。我还特意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在‘文坛消息’栏目中，发表了小说集《呐喊》出版的消息，称赞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经在上海看到了’。”邵力子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朱子爽过过目就可以通过了。

　　中午12时，别人都下班走了，两人还在不停地审阅，肚子饿了，就在办公室草草吃点便饭，又继续审阅。到下午3时，便完成了《鲁迅全集》底稿的审查程序，一切手续亦随同办完。邵力子感到腰酸眼花，但却很兴奋，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按常规交下去，不知要搁到何时呢？”朱子爽看着邵力子疲乏又高兴的表情说：“以部长的身份亲自审阅书稿，这是国民党中宣部有史以来的第一遭；用大半天时间完成了《鲁迅全集》的审查程序，则创造了国民党中宣部审查书稿速度的新纪录。”说完两人会意地一笑。

　　《鲁迅全集》这么快被中宣部批准出版，令许广平和编委们都很惊喜。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的宣传部长。对此邵力子的回答让顽固分子哭笑不得，他让秘书这样公开回答：我极愿意任鲁迅的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我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

　　邵力子对鲁迅这位同乡一向是推崇备至的，他曾对同事们骄傲地介绍鲁迅：鲁迅是一名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士，他用手中锋利的笔深刻地揭露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和卖国行径；他像一名高明的射手，所发出的每一粒子弹都狠狠击中敌人的要害；鲁迅在祖国文化的园地里所播下的种子是无数的，所开发出来的祖国思想文化宝藏是不可估量的；鲁迅所创造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遗产，应该积极继承他、宣传他，让世人皆晓，借以提高民族的素质，启迪民智，团结抗战。

　　然而，获准出版的《鲁迅全集》因为经费问题和版权问题，还是迟迟不能面世。最终是由胡愈之等人在上海秘密成立的“复社”出版，所需经费则采取发售预约券的方式筹集。1938年上半年，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为出售《鲁迅全集》预约券，专程到武汉举行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当时邵力子第一个来到茶话会现场签到，他遗憾地说：“今天有件要紧事不能参加茶话会了，但我一定为出版《鲁迅全集》尽一份力。”说罢他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套。在他的带动下，国民党的一些官员也打消了顾虑，纷纷认购。令人欣慰的是，武汉的预约券订购情况非常好，很快就筹得数万元资金，同时香港等地的预约情况也很不错，因此《鲁迅全集》的出版经费顺利解决。

　　1938年6月15日，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全集包括鲁迅先生生前的全部著述和译作，共计20册600万字。这样的鸿篇巨著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得以出版，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邵力子功不可没。（孙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