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3至1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13年全国地方志系统口述史专题培训班。本人有机会参加了培训，通过这次学习，确实收获良多。根据省志办领导要求，结合自己的学习思考，向大家汇报一下口述历史学习心得。

　　本次口述史培训班师资雄厚，聘请的都是在国内口述史方面做得比较好，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也聘请了台湾的专家学者来授课。课程设置合理，系统介绍了口述历史学科在中国大陆、西方以及台湾、澳门地区的发展情况，既有理论构建的阐发，也有实务操作的介绍，还将口述历史与地方志编纂相结合，为方志编纂在资料搜集、撰写方式等方面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一、何谓口述史

　　口述史被视为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逐渐风靡全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引进中国大陆，现在正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口述史被认为是关注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大众史观的代表，那么什么是口述历史呢？

　　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具体地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针对特定对象，以笔录、录音、录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观点的一种历史研究方式。在国内目前对口述史的定义还有比较多争议，比如这次培训班上，专家们的定义就各不相同。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定义，并把争议也一并介绍。

　　（一）访谈者，也就是执行访谈计划的人，需要实现做大量案头准备工作，包括了解历史背景、访谈人物背景、事件背景，以及设计访谈问题等。

　　（二）对访谈对象强调“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

　　（三）访谈运用的记录技术，比如笔录、录音、录像等，会随着书写方式与科技的发展而出现变化。据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份口述访谈用的是笔录，随后就采用了录音，现在有条件的话一般是录音、录像都用。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记录技术还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比如利用网络进行视频访谈等。

　　（四）口述访谈结束后，需不需要把录音转化成文字，即是否进行后期的整理加工，及整理加工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很大的分歧点，这个问题在西方也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国内延续了这个争议。比如有些专家强调要形成抄本，也即转化成文字，文字资料与录音录像资料同时保存；有的则认为不需要转化为文字，录音资料更能保留原汁原味的东西。另外，后期的加工整理是否要做，做到什么程度，也是众说纷纭。不过，本次培训班的老师多少明确应根据需要进行一些考证、校正性注释。我看的一些口述史著作和音像材料，也都有进行后期的加工整理。而且，有不少学者强调要把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相互对照。因此，后期的整理加工还是有必要的。

　　（五）是否公开出版，也是争议之一。有的学者强调一定要公开出版，或者放在档案馆、图书馆供公众研究使用，有的则没有强调这点。比如家人之间的录音、录像，就不属于口述史范畴。那我想能让我们看到的口述史都是公开出版的，是否作为必要条件的争议倒是其次。

　　（六）回忆录、自传、田野调查、新闻采访属于口述历史范畴吗？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这次培训班上，周新国先生提出口述史应该包容些，把回忆录、电视访谈节目等都纳入口述史范畴。左玉河、梁景和先生等则明确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口述历史与回忆录、访谈录等，认为如果把这些都当做口述史，会扩大口述史的范畴，混淆口述历史的基本特性——通过声音来口述记忆的特性，因此，不能称其为口述史。口述史与它们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作品的界限还不是特别清晰。我也主张严格区分，每一种体裁或研究类型之所以有各自的名称，也在于它们之间差异大于相同，应尊重各自的特性，没有必要抹杀其差异性，而一味求同。

　　它们之间最大不同在于有没有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对这些回忆录、访谈录或者新闻采访进行严格的考证、阐述。左玉河教授指出：回忆录、自传也属于亲历者叙述历史，通常采用“笔述”；口述历史采用“口述”的方式来展开叙述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因此，把回忆录、自传归为口述历史会扩大其范畴，混淆口述历史的基本特性。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的相似之处是通过确定对象进行采访，然后把采访所得的材料进行整理。其区别是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的根本目的不一样，记者带着特定目的去做采访，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引导双方的谈话，不会长时间聆听受访者长篇大论，不长期保留录音。而口述历史则相反，需要把录音保留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因此，把口述历史等同于新闻访谈，是低估了口述历史的难度，降低了其严肃性。

　　讲了这么多，关于口述史的定义有个深入浅出的比喻，是台湾蔡笃坚先生的，对大家可能有启发。他把做口述史比喻成爱丽丝漫游记，受访者是爱丽丝，访谈者是爱丽丝身边的小精灵，小精灵没有面孔，自己看不见，所以它一直问爱丽丝你看到什么呢，是兔子还是扑克皇后，你快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呢？借助爱丽丝的讲述，小精灵漫游了一个个的仙境。蔡先生说做口述历史要返璞归真，由受访者带着你去漫游仙境。同时他强调，访谈者不能把自身武功丢掉，历史考证的本领不能丢掉，两条腿走路，两者不可偏废，才能把口述历史做好。

　　二、口述历史的发展史

　　有专家学者认为：文字发明以前的历史都属于口述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人们的历史记忆主要依靠口头传说来传承。在如今许多读写文化仍不普及的地区，自发的口述史（口头传述）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口述史古已有之的人，国内、国外都有，并不在少数。周新国、约翰托什。当然，严格秉持口述史学和学科规范的人，则不认同这种追溯，坚持把口述史兴起的时间点定在20世纪40年代。

　　（一）早期口述历史

　　根据周新国先生的观点，中国西周时期，“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这里的“言”就是口述史料。诗经、楚辞、论语、史记、蒙古族《格萨尔王》等自觉运用了口述史料，比如司马迁所谓的父老传说，纳入到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中，那些丰富、生动的细节往往就来源于口述史料。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也属于此类。

　　约翰托什在他著名的《史学导论》“口述史的谱系”中写道：研究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很少不利用口述证据的；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书面资料的重要性在迅速增加，但以往利用口述资料的技能仍然作为档案资料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保存下来。仅是伴随着19世纪现代学术历史学的出现，口述资料才完全中止使用。而且他还指出，今天历史学家引用的书面资料本身从源头上看是口述性的。

　　口述史像是一门失落的武功，在古代时期就出现，后来历史学家们觉得其他武功更厉害，瞧不起口述史的原始自发性，就把它遗弃在历史的角落。直到20世纪，有人发现这门盖世绝学，所以又重新风靡全世界了。因此，口述史的兴起，有人用了“口述史复兴”这个词。

　　（二）现代口述史

　　现代口述历史首先在美国兴起。标志性事件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

　　有人对口述史兴起的背景做了探究，认为有三种原因。第一，受到美国社会思潮的影响，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公民权运动、反对越战和女权主义兴起，这些运动强有力地挑战了美国历史是由白种精英男人构建的传统看法。当人们发现口述史可以运用到任何阶层、任何族群的人身上，成为普通人表达观点、发出声音的有力工具，就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兴趣和参与热情。

　　第二，受西方“新史学”运动的影响。新史学是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至60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它是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挑战，倡导了“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视角，它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外交史的狭隘性，主张史学研究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新史学”的研究视角从关注上层社会精英人物转移到对普通人民大众，而口述史则是这场运动的有力武器，获得了“草根支持者”的美名。

　　第三，口述史的兴起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口述史的发展与录音、录像设备的发明关系极大。1877年，录音机发明，1930年录音广播流行，1960年录音带问世，20世纪末光盘出现，录音、录像技术的发明使得记录声音、影像成为可能，是口述史得以迅速发展和传播的基础。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室成立之后，在短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据统计，到1965年全美共有89个口述历史计划。它们在口述史学领域引领了一场“真正的运动”，包括历史学会、大学（研究机构）、公司、图书馆、博物馆和专业协会在内的不同机构都开展了相应的口述历史计划。比如，哥大对流寓美国的国民政府要员100人进行访谈，对张学良进行访谈。这其中必须提到一个人，唐德刚先生。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有很多的口述史著作，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他是中国大陆很多人接触口述史的第一站，同时他也有不少佳话，我也是早几年开始买他的书来看，他的古文功底很深厚，而且能与白话文结合得很好，行文中经常有很精妙的遣词造句，因此，读他的作品有很大的乐趣。

　　随后，美国口述历史发展也开始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1967年，全国性的专业学术组织“美国口述史协会”成立，还有官方刊物《口述历史评论》。1980年全美制定了口述历史的标准、工作原则、工作者守则以及社会公众的义务和赞助机构、档案机构的义务。同时，出版了一批重要理论著作，如柯蒂斯《口述历史指南》、汤普森《往昔的回声：口述历史》等。

　　地方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和研究中心也是遍布全美各地。在美国，中小学和大学中都设置口述历史课程或学位，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和相关领域的口述史学家。张哲郎先生说他1968年去美国，发现几乎每个县都有口述历史馆，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会被追着做口述史，不管他们有没有得奖。

　　如今在美国，口述史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且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美国，口述史学也逐渐风靡世界。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建立，并建立国家口述史博物馆。1974年加拿大建立口述史学会。1987年国际口述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并定期在欧洲举行会议。同时，在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的港澳台都有所发展。它们大都拥有自己的专业协会和学术刊物。

       在美国的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在英国（1971）、法国、加拿大（1974）、澳大利亚（1978）、以色列、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兰（1980）、新西兰（1986）、俄罗斯（前苏联）、意大利（2005）、德国、比利时、波兰、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瑞士、墨西哥（1996）、土耳其、巴西（1998）、津巴布韦（1988）、纳米比亚、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非（2004）、日本（2003）、中国（2004）、阿根廷（2005）、捷克（2007）、乌克兰（2007）、希腊（2012）和印度（2012）等地也相继兴起与发展。

　　台湾的口述历史研究起步较早。1959年沈云龙发起台湾口述历史研究。同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合作“中国口述历史计划”，从1962至1972年，一共做了66份口述历史。后来，在社区医疗、台湾原住民复兴运动、台湾的历史建构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

　　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开始介绍引进西方现代口述史学，90年代开始形成一批口述史成果，如定宜庄《最后的记忆：16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钟少华《早期留日者谈日本》等。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也开始关注口述史，并付诸实践，比如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崔永元做的系列口述史作品、央视、《光明日报》、《三联生活周刊》、人民网等。进入21世纪，以中国社科院为主的一些官方机构开始组织召开口述史研讨会，并于2004年成立了中华口述史研究会。他们也在做一些工作，包括制定口述史的相关章程、工作手册、操作规范等。目前，在全国逐渐形成了八九个口述史研究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山西、天津、厦门，这些区域各具特色。口述史在中国出现热潮，定宜庄先生认为呈现的是“跑马占圈”的趋势，大家都意识到口述史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2008年9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暨上海音像资料馆正式启动了“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

　　崔永元做口述史的例子。2002年起，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口述历史”项目。有一个统计数据，到2010年，8年间共采访了3500多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素材，总耗资1.3亿元，先后推出了《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等系列专题记录片，他说“这600万分钟就是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我们将来想建立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

　　2010年，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崔永元团队整理了与抗战有关的素材，总计400多个人，制作出这部《我的抗战》。《我的抗战》总长度900余分钟，分上下两部。上部32集，涵盖了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等22个重大战役，及敌后战场、战俘、伪军、情报工作、爱情等方方面面。下部50集不但有边缅抗战、美国飞虎队的最新资料，还有一些对相关历史研究者的采访。

　　做口述史是一个很烧钱的活。崔永元做口述史是自筹资金，主要是靠社会企业家赞助。比如他们的工作地点就是地产大佬冯仑免费提供的。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

　　三、口述历史的价值与局限

　　口述历史的价值越来越被认可，它在当今社会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可忽视，口述历史也已经从最初的发挥史料价值，补充文字档案记载空缺，发展到现在跨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且在复兴或构建历史文化方面找到一片新天地。口述史的价值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口述史的史料价值。口述史是搜集、记录历史的重要手段，能有效弥补档案文献等现有文字资料的空白或不足，具有回忆历史细节，增进历史多面性的史料价值。口述史学在美国兴起的最初动力是旨在弥补现存文件记录不足或空白的档案考量，即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因此作为历史研究的有效手段而逐渐受到重视。口述历史在发展之初，并不受历史学家们待见。口述历史被历史学家们接受的原因是：在一些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新领域，发现传统的书面材料完全不提供任何信息，也即他们找不到任何资料，所以他们就慢慢接受了口述史研究方法。此外，数字化时代，信件往来的习惯逐渐消失，电话、信息等新的交流方式，导致传统的文字记录与保持有很多空缺，因此通过口述历史来记录下声音与记忆，是保存历史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当代口述历史越来越被重视的原因。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对口述历史领域的课题也越来越重视，出现了不少口述史方面的项目，特别是艺术方面、体育方面的专题。浙江省档案馆前几年也做了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历史项目。

　　口述史对地方志的运用，主要也是在提供史料方面。

　　（二）口述史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传达了普通大众的声音，被称为“草根支持者”;。受“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大众史观的影响，口述史开始关注普通大众，关注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的历史，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努力让在传统历史叙述领域的“缺席者”和“失语者”发出声音，包括少数民族群体、妇女，以及一些社会弱势群体。

　　在美国，口述史被广泛运用于少数族裔史（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家庭史以及性史等新兴史学领域。在中国大陆，口述历史也广泛关注普通民众，比如刘小萌的知青口述史，定宜庄的满清妇女口述史，崔永元采访的抗战老兵等。

　　做口述史的人，自身有一种使命感。“许多口述史学家将口述史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它将挑战学术精英对历史研究的垄断。”口述史喜欢占在边缘的立场挑战主流，质疑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它“不仅要给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留有位置，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它立志于对受访者的同情共感。比如约翰托什《史学导论》中说：“社区应该通过口述研究揭示自身的历史、形成它的社会认同，而不是受惠于传统历史知识的假设。”（史学导论P268）我想这就是做口述史的重要意义，挑战权威，探寻历史的多面性、多元化，构建普通民众的历史。“口述史最初被评价为直接了解过去的手段。今天，它们被越来越多地视为表现非精英群体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建构和修正其文化内涵的证据。”（史学导论P310）

　　保罗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对于这一时期口述史学特征的经典评价:“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构建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不被人知晓的多数平民。它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间的接触及由此而来的理解。对于单个的历史学家来说，由于口述史的共享意义，它能够给予一种地点或时间的归属感。”

　　（三）口述史的跨学科应用价值。口述历史具有高度跨学科的特点，口述史跨学科应用的范围包括：民族学、族裔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卫生保健（老年医学、叙事医学）、心理学、社区研究、政治和解（极权统治、人权问题）、历史保护、法律诉讼（土地索偿）、社会正义（环境等问题）、媒体研究、妇女（性别）研究、LGBT研究、残障研究、移民研究、发展研究（赋权）、剧场研究、创伤研究等等，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在英国，口述历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应用于对绝症患者、老年群体的医疗，具有临床医学作用。此外，口述历史的方法也被运用于救灾。根据蔡笃坚先生的介绍，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他们的口述历史团队迅速应对，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地震震央集集小镇，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对受灾群众进行访谈，不仅疏导了灾民们受伤的心理，并且能够引导集集人去思考社区重建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与人可以透过话语相互感知，起到抚平心灵创伤，构建积极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作为创伤医疗的重要手段，灾难口述历史在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及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此外，口述史在构建社会文化或历史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比如，非洲殖民主义前的历史是一片空白，殖民史呢则主要是殖民主义国家单方面来简单书写，因此非洲的历史学家现在很热衷于运用口述史来构建非洲历史。还有，台湾就把口述史广泛应用于社区文化构建当中。

　　（四）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如何？口述历史是可信的吗？这是接触口述史的人首先会想的问题，也是口述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口述史来源于受访者的记忆和受访者的主观陈述，因此它的真实性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很多历史学家对口述史持不认可态度，西方部分历史学家指出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比如，西方有位叫约翰·文森特的历史学家，直到1995年，仍然宣称“历史学不研究文字产生前的社会”，言下之意，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传说是不可信的，因此没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在台湾，传统历史学家也很瞧不起口述历史，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历史的严谨性、科学性。当然，做口述史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很愿意相信的口述史的真实性。

　　口述史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可能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受访者的记忆是不是真实准确的？做口述史强调亲历、亲见、亲闻，当事人的述说让人觉得真实可靠，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记忆并非能永远保证准确，比如给年纪很大的老人做口述史，一方面时间过去太久，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另一方面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这时候就不一定能保证记忆的真实性了。 

       2、是否愿意讲实话，还是有意回避？有时候，受访者有些不愿意披露的内情，他们会故意说错，或者有意回避，这也会造成真实性受损。 

       3、是否会受到访谈者引导的影响而产生叙述偏差？有时候交谈中，访谈者不小心透露了人生观、价值观，比如说看不惯现在小三、情人横行，那受访者可能就不会跟你分享他的婚外情经历了。因此，口述史学家或者说访谈者在访谈中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4、有没有受到媒体或书籍或政治或时代的记忆的影响而发生记忆扭曲？

       关于社会记忆的建构和扭曲的例子。有关大众记忆的研究案例。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特拉斯图里是一位钢铁工人，他在1949年意大利特尔尼城的一次示威中被警察射杀。这一事件引发工人们的巨大愤怒，以至需要很快拼凑出恰当的理由和背景对它做出解释。尽管特拉斯图里是在抗议意大利加入北约的示威中被杀死的，但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记忆却将该事件重新定位于一次稍后发生的示威，后者是反对大规模解雇工人的示威，而这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特拉斯图里也被描绘成靠着工厂的围墙而被警察开枪击倒的，在这样一种形象中强调了他作为烈士的地位。”这是社会记忆因政治而调整的案例。（史学导论P273） 

       5、受自身视野或者立场局限，而造成的选择性记忆。人都有主观意愿，只看到自己所看到的或者愿意看到的，从而造成记忆的偏差。这就是所谓的盲人摸象。等等。

　　口述史存在这么多记忆或叙述方面的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价值，相反运用口述史方法来研究历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对记忆的研究也成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其中有一个对记忆的重大认识——记忆是宏观的。比如《一千零一夜》，是集体记忆的产物。记忆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经历、观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访谈者的回忆渗透着随后的经验，因此，口述史有无法回避的事后认识的成分。因此，过去的声音，也可以说是现在的声音。而历史的特征是：历史真实只能追求，不能达到。所以说，纠结记忆是否真实，就如同纠结历史是否真实一样，没有答案。

　　口述史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表述，不如说是作为表明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珍贵证据。这是关于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为了增强口述史的可靠性，历史学家们会借助档案资料、文字资料来与口述结果相互比较、互正，采用口述、文献二重证据的做法，这目前已经作为做口述史的普遍方法。口述史访谈的是个人经历、个人记忆，史学家们需要把握其叙述背后广阔的背景、结构及进程，才能赋予这些访谈以历史的意义，否则只会是一堆无意义的记忆片段。

　　另外，口述历史学者指出文献资料也存在造假或者出现错误，也会受统治者意识控制，而且文字记载是死的，是自说自话的产物，真实性更是无从考证，而口述历史可以通过与受访者求证来探寻历史的真实。从这点来说，两者打了个平手。

　　四、口述史的实务操作介绍

　　口述史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没有进行过访谈实践的人，在口述历史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因为很多理论都源自访谈实践。另外，做口述史有很多的技巧，需要事先的学习与培训。

　　做一个完整的口述访谈，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访谈前的计划拟定及问卷设计；第二是访谈现场，最为关键；第三是对访谈成果的整理和发表。细化为以下步骤：

　　（一）拟定计划，包括搜集背景资料，告知做口述史的目的，签订法律授权书等，访谈问题说一般要准备50个左右。访谈前一定要做足案头工作，否则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访谈，这是定宜庄先生一再强调的。

　　（二）经费预算。据了解，做口述历史是非常烧钱的，没有经费支撑做不起来。这点很制约口述史的发展。崔永元自筹经费做口述史，资金主要靠社会上的老板的资助，花费的钱以亿计算。

　　（三）选择访谈对象。选择对象的选择很重要，通常考虑年龄、行业、性别等等，一般是年纪大的先做，因为有些带有抢救性的性质。

　　（四）工作人员及器材装备。一般访谈小组两到三个人，一个人专门做访谈，另一个人负责录音或摄像，若还有第三人就充当助理。为了预防意外的发生，一般录音笔一般需要带2个。

　　（五）确定访谈时间与地点。要考虑访谈对象的需求来确定时间地点，要特别注意细节，时间地点确定得妥当与否，会影响到访谈的效果。一次访谈时间一般是两个小时左右。工作态度很重要，对方可以改变时间，但是访谈者不能更改时间。

　　（六）访谈技巧与工作人员培训。做口述访谈之前要经过培训，因为访谈有非常多的细节和技巧需要注意。比如访谈的问题不能过于复杂，也不能过于简单；访谈过程中，不能加入自己的观点，也不能让受访者察觉到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否则会影响访谈的客观性；还有，中国是人情社会，采访人一定要与受访者拉近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信赖感等。访谈过程中，会有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因此一定要有应急处理能力。

　　（七）文字编辑与资料保存。做完访谈马上进行整理，形成抄本，在音频材料转化为文字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技巧需要注意，比如说粗话，比如沉默时间等。资料保存一般是文字稿和录音录像都保存。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与补充，这些考证功夫一定不能省。约翰托什说：“对个体受访者的可信度不应予以过多的信任，证据必须彼此对照”，因此，不可完全信赖受访者，访谈者要掌握主动权。

　　（八）版权及使用权。一般受访者与访谈者共享著作权。同时一定要签订法律文书，这点非常重要，所有的授课专家都强调了这点。因为版权问题而发生纠纷甚至法律诉讼的案例不在少数。

　　温哈熊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温哈熊（蒋经国高官）做口述史并出版，其中谈到蒋孝章（蒋经国长女）在美国当第三者与俞扬和结婚的事，被蒋孝章看到。蒋孝章向法院控告温哈熊和近史所。因为蒋的行为是事实，双方后来是和解了，但是近史所为此承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李敖与许倬云案。近史所给许倬云做回忆录，在台湾未出版，在中国大陆先出版了，其中讲到李敖在北大偷书之类的话。李敖（78岁）就向法院告他，许倬云（82岁）提出赔偿他50万，李敖不干，最后协商说把大陆的书都下架不卖。结果，李敖的儿子李戡（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全国好好几个城市都还能买到这本书，北京、武汉等，所以李敖就继续告，现在许倬云在美国不敢回台湾。

　　五、地方志与口述历史

　　朱佳木同志曾精辟地概括了口述历史与地方志的关系，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修，恰恰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领域；同时，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也是口述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口述历史与地方志的编纂相结合，被学界认为是大有可为，这也是中指组组织本次培训班的初衷。

　　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是地方志编纂的根本所在，也是方志文献的价值所在，可以说，志书资料的质量决定了志书的总体质量。二轮修志，资料工作是重点，也是难点，这是广大修志人员的共识和体会。目前，《浙江通志》正处于资料工作开展的关键阶段，同样面临着资料工作的难题。其一，政府机构改革所带来的职能部门撤并，导致诸多重要史料散佚，不少承编厅局面临资料空白或残缺不全的情况；其二，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造成了资料来源的多元化，与目前主要依靠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模式相矛盾，造成许多行业、社会现象的资料存在空白。其三，地方志编纂对资料要求很高，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多为工作性、事务性材料，往往难以满足志书对资料深度的要求。正因如此，中指组在部署二轮修志时就明确提出应注意收集口述、音像资料，不少地方志工作者也认识到口述资料能对二轮志书的资料起到有益补充。《浙江通志》资料工作处于广泛开展阶段，应鼓励广大责任单位根据需要开展口述资料收集，以弥补现有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增强入志资料的丰富性。鉴于口述历史与地方志之间良好的互补性，地方志工作者应该积极运用口述历史为二轮修志服务。

　　六、中国大陆口述史发展存在的问题

　　口述历史（口述史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目前存在很多问题，授课专家们都有很好地归纳。第一，学科理论架构尚未形成，左玉河先生指出“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不仅缺乏独到的研究成果，远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连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模糊不清，时常发生争论，更不用说将口述历史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二，缺乏专业研究队伍，目前来看，做口述史的人都是兼职在做，处于“业余爱好”层次。加上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依托，没有必要的经费加以支撑，导致口述史学发展缺乏长远规划。第三，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要发展口述史，需要培养大批从业者。但是目前国内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而且从事口述历史访谈及整理者也缺乏必要的口述历史常识及基本技能培训。因此，要发展中国口述历史仍是任重道远。

　　七、一些口述史的著作、资料

　　目前国内出版的口述历史理论著作：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李向平、魏扬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作者：林琼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