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志 用志 修志——以《绍兴市水利志》为例
李能成
为什么要修志，如何修志？这是每一个修志者必然面对的问题，虽然方志理论著作和地方志的法规文件已有现成的答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未必完全能理解其精神实质。笔者也常读一些方志方面的理论著作和现有地方志的法规文件，也阅读一些旧志，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中讲到：“夫修志者，非示美观，将其实用也。”而民国方志学家寿鹏飞在他的《方志通义》中则说：“纂志必先定志义”。志义则应“正人心，敦风尚，明正谊，重治规，穷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求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枯荣，……足为治理龟鉴。”而李铁映同志1997年8月20日在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更明确指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不仅为当代人用，也为后代人用。志书所以具有保存价值，就因为它有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修志的目的在于“资治”与“教化”，“资治”“教化”是志书的最基本属性，通过志书编纂，达到知往鉴来，以启未来。那么《绍兴市水利志》编纂如何在“资治”“教化”方面下工夫的呢？本文就《绍兴市水利志》在这方面的内容谈一些认识。
一、《绍兴市水利志》重要特色
《绍兴市水利志》由绍兴市水利局、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编纂，是绍兴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地级市专业水利志。全面梳理了绍兴境域内水利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记载自然环境沧海桑田的变迁以及人民顺应和改造自然，治江河、建水城、凿运河、修湖库、筑海塘、置水闸、畅交通、除污染、抗灾害，还记载了域内水利建设发展过程、治水方略、基本规律及重点特色等。全志共230万字，分为上、下卷共38章，从追溯史前的“海侵及影响”“大禹治水”的历史写起，然后分别为地域与行政建置、地质地貌、气象水文、水系、资源、灾异、水利前期、蓄水工程、鉴湖、汤浦水库、海塘、水闸、三江闸、曹娥江大闸、围涂、引水、水力利用、河道整治、灌溉治涝、浙东运河、绍兴水城、城乡供水、水土保持、水环境治理、防汛抗旱、水利机构、工程管理、水政、综合经营、水利科技、水文化、水神祭祀、水利遗产、人物、水利著述和水利诗词（赋联），卷首有图、序、凡例，章前有概述和大事记，卷末为参考文献和后记。全书以志为主，述、记、传、录、表、图诸体并用，同时在篇目结构安排上有所突破，有前置和升格，从而彰显绍兴水利的地方特色、时代特征和专业特点。
（一）地方特色突出。且先不论志书的内容，仅从志书的篇目也可看到鲜明的地方特色。《绍兴市水利志》从“蓄水工程”中升格了“鉴湖”“汤浦水库”；在水利设施的“水闸”中升格了“三江闸”和“曹娥江大闸”；又专门设置“绍兴水城”，毫无疑问，志书的地方特色就突出来了。鉴湖曾经是绍兴的一张名片，如今经常把“稽山鉴水”作为绍兴的代名词，这“鉴水”指的就是鉴湖，鉴湖水利工程的历史悠久，虽然大部分已经湮废，但在南宋以前，鉴湖造就了山会平原长时间富饶的“鱼米之乡”，南宋以后，尤其是明中后期“三江闸”的建造和海塘的修筑，鉴湖蓄水的功能为三江闸所替代，所以南宋时期“复田为湖”说逐渐销声匿迹。但将“鉴湖”升格为章，以及后面的“三江闸”升格为章，皆凸显这两项古代水利工程曾经对绍兴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至于“汤浦水库工程”则事关绍兴市区（越城、柯桥、上虞）的饮水工程，“曹娥江大闸”是中国涌潮河口地区第一大闸，是浙东水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工程，因此也将它们升格为章。而专设“绍兴水城”一章，则显示绍兴这座古城与水的密切关系。绍兴古城是著名的水城，自范蠡建城以来，至唐代中期已基本形成水城格局，而至南宋时，府城之内，已形成街随河走，河随街流的“一街一河”“一河两街”及“有河无街”的街河布局。至清末，城市河网更臻完善。光绪十八年(1892)，城内有河道33条，总长约60千米；石桥229座；大小湖池27处，总面积约35公顷。构成“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的典型水城。虽然清末以来，古城内的河道或被填埋，或转为暗河，但仍保留总长32余千米的18条河道及84座桥梁构成的河湖系统。
（二）时代特征鲜明。国内许多地方也都编纂过《水利志》专志，如1996年出版的《苏州水利志》、2005年出版的《安阳市水利志》、2006年出版的《无锡市水利志》以及《宁德市水利志》等，这其中与绍兴市相埒的就是苏州市，都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也都是江南水乡和水城，但是由于《苏州水利志》编纂出版时间较早，文字规模大约在100万字左右，虽然《苏州水利志》的篇目安排专业性颇为突出，但其局限十分明显，其水利基本上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水利为主。安阳市位于河南省，历史十分悠久，著名的红旗渠就在其境域内，《水利志》编纂稍迟于苏州的《安阳市水利志》共12篇，其中前七篇下设章共32章，并专门为“红旗渠”设篇，彰显其地方特色；第九篇为“城市水利”，也显示与传统意义上的水利有所发展。而《绍兴市水利志》不仅记述传统意义上农业水利，包括防洪抗旱、灌溉以及水系、水资源、水力利用等，还大量记载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供水、水环境治理、综合经营、水利科技等富有时代特征的现代水利，这些篇目的设置较好地体现了绍兴水利的时代性特征，从而也表明水利已不仅仅是“农业的命脉”，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而在具体内容的记载上如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其前期的调查研究、规划制订与论证、工程的实施过程和管理，则时代特征更加鲜明。
（三）专业特点显著。关于这一点，首先可以从篇目的名称上知悉，除地域与行政建置、地质地貌、工程管理、综合经营、人物等少量章的名称没带有“水”或“水利”字样外，其余30余章皆有“水”或“水利”作为前缀词，而没带“水”或“水利”字样的，其从内容上看也主要是与“水利”相关。如地质地貌章的记载，河网密度的大小与地区的气候、岩性、土壤、植被覆盖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措施有关。在相似的自然条件下，河网密度越大，河水径流量也越大。同时地质地貌会影响水利工程建设，地质地貌会影响一地的水旱灾害等。《绍兴市水利志》还专设“工程地质”一节，专门从“类型与分布”“分区”及“地震活动影响及地壳稳定性”等方面进行记述，便于人他们在建设水利设施时进行参考，同时也便于人们对水旱灾害防治，这对于水利事业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比如“鉴湖”，位于萧绍平原，其汇水地区主要是南边会稽山区，共三十六源。据《绍兴市水利志》载：“会稽山属于浙东低山丘陵的一部分，山丘南高北低，南部一般为350-400米，向北逐渐降低，至平原一般为4.5-5.5米，沿海又略高，高差约为1.5米。由于江山-绍兴大断裂的影响，南部山丘和北部平原之间在山前近东西向界线比较明显。北部平原区除去零星散布的凝灰岩组成的基岩残丘之外余皆为冲积、淤积、海积而成的坦荡平原。南部低山丘陵多为远古代、古生代的砂岩、白云岩、灰岩、硅质岩，中生代的火山岩、闪长岩、花岗岩所组成。这些岩石及构造，除对流域内的地貌发育有一定的影响外，对流域内的河流、湖泊水质也有一定影响。会稽山向北延伸，呈北北东向相互平行的岗丘谷地，发源于南部低山区的夏履江、型塘江、漓渚江、娄宫江等河流沿岗丘之间的谷地向北流向萧绍平原。”而且据地质调查揭示，海侵极盛时，整个宁绍平原为一片浅海，海水直拍南部山麓，之后随着海退，这片浅海上自南向北沉积而成了今日的宁绍平原，并留下大量的湖泊，最初是澙湖，后逐渐转化为淡水湖，其中也包括鉴湖的前身—庆湖。再如明代“三江闸”的选址，知府汤绍恩登望海亭，“遍观地形，以浮山为要津，卜闸于此。”又相地形于浮山南、三江之城西北，见东西有交牙状，度其下必有石骨。令工掘地数尺余，果见石如甬道，横亘数十丈。公始快然曰：“基可定于斯，事可望其成矣。”汤绍恩选定的建闸之地，原非河道，是两山之间的一块平地之下，山石相连。这也是大闸较快建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鉴湖的形成及明代三江闸的建成看，地质地貌对水利及设施的建设关系甚大。因此水利志的地质地貌中专设“工程地质”，是十分必要的。
二、《绍兴市水利志》编纂启示
（一）知往鉴今，以启未来
作为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的志书，《绍兴市水利志》不仅十分详尽地记录了有史记载以来与绍兴水利事业相关的内容，而且还收录境内大量水利设施图片。这些文献性资料及水利设施图片可为后世提供借鉴。
关于鉴湖，志中专设一章，下设十节，其中第八节“鉴湖湮废”，鉴湖大规模湮废主要在两宋间，嘉泰《会稽志》有曾巩的《鉴湖图序》、徐次铎《复鉴湖议》和陈橐《上傅崧卿太守书》，万历《绍兴府志》还增加绍兴通判王十朋《鉴湖说》，大多叙述了“鉴湖堙废”的过程及其危害，“废湖为田”虽然农田有一定增加，但是也造成山会平原水旱灾害的增加，《绍兴市水利志》中特别罗列了宋代绍兴地区的水灾和旱灾，其中水灾45次，旱灾17次，而就两宋比较，无论水灾还是旱灾，北宋明显大大少于南宋，水灾：北宋167年中7次，南宋143年中多达38次；旱灾：北宋1次，南宋达16次。可见“鉴湖湮废”对山会平原的影响。其实不仅是山会平原的鉴湖，上虞境内的夏盖湖也是如此。不过“鉴湖湮废”对山会平原的构成危害和造成不利到了明代有所变化，因为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兴建了三江闸，完成了绍兴平原新的水利调整，水旱灾害也得以减少。以至于张元忭在编纂的万历《绍兴府志》中如此说：“忭按曾（即曾巩）、王（即王十朋）、徐（即徐次铎）三公之议，非不凿凿可听，然在当时已窒碍不可行，至今又数百年矣。无论二千顷之膏腴，民命所赖，即庐舍坟墓于其上者，无虑千万家，若尽铲而为湖，是激洪水于平世也。且昔之为湖者将以蓄水耳，今既有海塘，有三江闸，谨修筑时启闭，可永无患，而又蓄此二千顷之水，徒以鱼鳖，兹土将安用之哉？”
“鉴湖堙废”对山会平原曾经构成的危害和造成的不利给后世的启示，在尚未完成新的水利调整情况下，一次有较大盲动性和放任性的变迁，不仅损失区域内水利资源，也会给后世水利、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需要带来巨大影响，此类教训值得后世借鉴。
（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绍兴市水利志》不仅大量记载绍兴水利史上物质文明，即诸多“民命所赖”的水利工程和设施，如鉴湖、汤浦水库、沃洲湖水库、三江闸、曹娥江大闸，诸如曹娥江、浦阳江、浙东运河，诸如绍兴城区环城河和各区（县、市）的城防工程，诸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围涂工程，等等。同时也十分重视对人文的记述，诸如水文化、水神祭祀、水利遗产、水利人物以及水利著述、水利诗词（赋联），当然还包括第二章的“大禹治水”等，尤其是历代治水人物的治水精神，足为后世提供精神力量。
大禹在越治水的历史传说在古代普遍流传，见之于众多的史籍文献记载。大禹治理滔滔洪水，使人们安居乐业；治理了水患，也使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禹死后，江南一些地方的民间把他作为神祗来崇拜，据《吴越春秋》记载，早在夏朝初年就建庙宇。其后江南各地庙宇很多，香火也极旺盛。这方面从《绍兴禹迹图》和《浙江禹迹图》中可以得到印证。当然“禹迹”最为著名的便是会稽山下禹陵禹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前210）到越地，“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大禹治水的传说在越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在精神上影响着绍兴历代治水功臣崇尚和实践“献身、负责、开拓”的大禹精神，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06年4他月2日《绍兴日报》所撰的《祭禹陵，续文脉，明荣辱》一文中所云：“大禹以其疏导洪患的卓越功勋而赢得后世景仰，其人其事其精神，展示了浙江的文化魅力，是浙江精神的重要渊源。”
禹之后，境域内治水最为有名的是东汉的马臻和明代的汤绍恩。
马臻，字叔荐，东汉会稽山阴人，一说茂林人。永和五年(140)任会稽太守。时治所山阴，水涝为患，民无所依。为兴利除害，经艰辛考察，制定总纳会稽山北部36源之水为湖之宏伟规划，发动民众，以工代赈，主持修建东至曹娥江，西至钱清江，全长127里，周358里之鉴湖水利工程。工竣，使整个会稽山北部平原免遭洪水之苦，又得灌溉之利，曹娥江以西约9000顷土地，收成大增。宋人王十朋赞为“杭之有西湖，犹人之有眉目；越之有鉴湖，犹人之有肠胃。”鉴湖实为中国水利史上最早最大之水利工程之一。马臻筑湖，淹没豪门冢宅，侵犯豪门利益，遂以溺死百姓罪，列死人姓名，联名具状控告。臻蒙冤入狱，竟被朝廷处以极刑。越人悲愤不平，将其遗骸由洛阳迁回山阴，于鉴湖边建墓立祠以祀。唐元和九年(814)重修，并置墓碑、牌坊，上刻“敕封利济王东汉会稽郡太守马公之墓”，又建马太守庙。后几经重修，保存至今。太守庙内，民间时有祭祀。
汤绍恩，字汝承，号笃斋，明四川安岳县人。历任户部郎中、安德知府、绍兴知府、山东布政使等职。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嘉靖十四年(1535)知绍兴府。当时，会稽、山阴、萧山三县之水，均汇三江口入海。由于潮汐日至，拥沙堆积如丘。遇淫雨内潦，则内水被沙堆阻隔不能骤泄于外，致使良田淹没，水涝成灾。汤绍恩到任后，察看山川地势，了解河道流向，在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倚峡建闸。历时九个月竣工，全闸28孔，长310尺，并在闸外加筑大堤，形成外扼潮汐，内主蓄汇的三江水系。从此，改变了三县水利状态，对发展农业、渔业、养殖业、航运等具极大作用。为纪念汤绍恩的筑闸利民之功，后人在三江闸建汤太守祠，旧时有司春秋致祭。
“善治越者当以浚河为急”。除马臻、汤绍恩外，境域内还有一些官员诸如太守（内史、知州、知府）贺循、皇甫政、汪纲、戴琥、南大吉、萧良幹、王期昇、俞卿、李亨特，县令有上虞的朱衮、胡思伸，诸暨的刘光复、何文隆等，还有民间人士连仲愚等，这些官员或民间人士，无论是神是人，只要有益于百姓，百姓永远纪念，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神道设教的重要原因。
（三）数年磨剑，终成正果
《绍兴市水利志》编纂启动较早，始于2002年，而修志动议更早，据该志的主编邱志荣说，执笔编撰虽是近些年的事，但此事从动议开始已经历了30余载。在他牵头编撰《绍兴市水利志》之初，他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水利，就没有今日之绍兴。但绍兴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水利业绩伟大、名人辈出的区域，编写水利志这项工作在时间上为何落在了全省各地市之后？”后来，他想明白了：正因为积累深厚、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期望至高，编写的要求和难度不言而喻。邱志荣本人经常读志用志，又是地域水利文化的研究者，他研读绍兴历代方志中有关水利方面人、事、物，踏遍绍兴境域内重要的水利文物古迹，并出版《鉴水流长》《上善之水——绍兴水文化》《浙东运河史》等专著，主编了《浙东古运河——绍兴运河园》《绍兴——龙横江鹿湖园》《运河论丛——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论文集》《中国鉴湖》（1-5辑）《绍兴三江研究文集》《浙东水利史论》《闸务全书三刻》，还参与编辑《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运河开发史》中的浙东运河部分，任《绍兴水利文献丛集》副主编；负责《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中《三江闸务全书》点校。这些为《绍兴市水利志》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志书除了对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得人”，即物色好修志人员。关于这方面，笔者在点校万历《绍兴府志》时，对其主修者绍兴知府萧良幹与推官陈禹璧一段对话，颇感兴趣，并令人深思。萧良幹任绍兴知府的第二年，就考虑纂修《绍兴府志》，他与推官陈禹璧商量，要陈禹璧着手修志事，陈却说，“志未易言也，前是戴公、南公不常为之乎？戴为而弗就，南就而弗传，何以故？夫志史也，史而经无如夫子之《春秋》，《春秋》纪一王之事，备列国之迹，而托之鲁。夫子谓吾鲁人，悉鲁事耳！故杞、宋之事，夫子伤焉，而曰：‘文献不足征也甚矣’。史之贵于征也，今守相若令即久，于其任五六年止耳，吾以五六年之耳目，而欲图其山川，书其风俗，见以为弗核也，志出而掩口笑矣。以五六年之耳目，进退其所为贤而祀者，而于宦微有所入，见以为滥，于乡微有所执，见以为刻也，志出而反唇消矣。吾不得其人而谋之，谋之弥众而不成，名曰聚讼之家。得其人矣，任之不专，则图之弥久而不成，号为道旁之舍。向所为弗就弗传，意在斯乎！”陈禹璧讲的这段话是说修志责任重大，“贵在得人”若不得人，则如戴冠纂修弘治《绍兴府志》和南大吉修嘉靖《绍兴府志》那样，前者稿成未刻，后者完成了但未传，问题都出在纂修人员，要么“繁简无法，且笔力委弱，不脱学究气。又誊写差谬甚”，要么就“近简古，然太略。中又好为史断，于郡既鲜关涉，且文亦曼衍寡裁。”从而导致此两部志书稿成未刻或刻而不传的原因。而万历《绍兴府志》之所以能纂修成功，就在于萧良幹最后访求到了张元忭和孙鑛，张元忭出身于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对绍兴的历代史事掌故颇为熟悉，且家中藏书甚丰，其父亲张天复曾参与过嘉靖《山阴县志》的编纂，而张元忭本身就参与过万历《会稽县志》编纂。孙鑛则熟悉山川地理，于史事也熟悉，但他对修志颇为谨慎，当萧良幹嘱其修志时，深感责任之重，所以未予答应，后与张元忭屡次交谈后，才任其事。正因为有张元忭和孙鑛的主修，万历《绍兴府志》的编纂在前人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纂修。对于该志，《四库总目提要》是这样评价的：“是志分十八门，每门以图列于书后，较他志易于循览，体例颇善。末为序志一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
纂修人员素质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志书的质量和进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修志时，地方志纂修可谓是“草创”，专业人员十分稀少，纂修人员大多通过培训以及从现存的历代旧志中学习他，并获启迪，加上当时的主纂人员多能“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因此也出现了不少精品佳志。21世纪初，各地相继启动社会主义第二轮修志，不仅有一轮修志的理论、经验和启示，而且领导重视，经费、编制、人员等也比较到位，更有《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发施行，使修志工作有了法律保障。《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九条还特别强调“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因此二轮修志的修撰似乎更加顺利，然而除了早期出版的二轮志书延续一轮志书的经验和做法，后期的很多志书却忽略了对一轮修志的总结与借鉴。
《绍兴市水利志》虽然启动较早，前期做了大量收集资料和研究工作，但进展不是很大。直到2013年在提供续修《绍兴市志（1979-2010）》编撰资料的同时，才再次适时启动专业志的编纂，并由时任副局长的邱志荣担任主编，由此编纂工作进入正常轨道。当然，要编纂好一部精品佳志，主纂人员十分关键，编纂团队也很重要。在《绍兴市水利志》的编纂团队中，有硕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的茹静文，后为《绍兴市水利志》副主编，她负责将资料按志书篇目纂修起来，一般的志书多以编年体或纪传体的方法修纂，“但《绍兴市水利志》的目录是有特殊性的。虽然也是以时间顺序为主，但分门别类地把线索贯穿到每一个章节，同时交叉思维特别强。比如书中专题写了水闸、水库等，又把三江闸、曹娥江大闸、汤浦水库等几个在绍兴具有典型意义的水闸、水库拎出来，单独成章。”水利高级工程师魏义君，也是副主编，他说“在收集文字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有些水库，水电站因为经过了加固、翻新，其各项数据已经发生了变化，就需要进行实地测量，一一核实。不同的工程数据标准不一，需要进行换算，统一标准。”此外还有一批热爱绍兴水利和水文化的学者也参与志书的编撰。
其间，还有郦学大家、方志学家陈桥驿，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魁一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副总工，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谭徐明以及《绍兴市志》总纂、研究员任桂全进行专门指导。
正因为有专家学者及编纂者的共同努力，《绍兴市水利志》无论在科学性、学术性上以及人文记述上，还是在地方特色、时代特征及专业特点上，均有独到之处。它对于今后修志无论是综合志还是专业志都有一定借鉴意义，尤其是一些重要工程技术的科学记载，治水人物缵禹之绪的人他文精神，对后世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作者单位：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志编纂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