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它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开创了新的通史著述范式。主持编写此书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

▲延安清凉山新华书店办公地旧址

范文澜，1893年生于绍兴城内锦麟桥范家台门，是范仲淹的后裔。幼时家住大通学堂附近，深受秋瑾等爱国志士事迹的感染。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2年，他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赴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任南开大学教授。1925年，在南开任教期间，他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由此逐步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仍坚持从事革命活动。

▲1924年，范文澜（后排左二）在天津南开学校教务会议上的留影

1939年9月，范文澜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驻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安排，范文澜转赴延安。1940年1月，他几经辗转抵达延安，随即任职于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不久任研究室主任。

▲1939年，范文澜（左侧骑马者）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留影

当时，为适应干部教育的需要，亟须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中国历史、内容通俗易懂的历史读本。毛泽东将这项任务交给了范文澜。编写之初，范文澜专门向毛泽东请教写法，毛泽东提出要“夹叙夹议”，将叙述史实与分析评论结合起来。

1940年8月，编写工作启动。最初计划由历史研究室成员分工撰写，再由范文澜统稿。但因各人交来的稿子详略不一，难以统一，后来改由范文澜从头撰写。面对这项繁重的任务，他在窑洞中日夜伏案，把大量精力倾注于书稿。

当时，范文澜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靠窗用木板支起桌案，既作书桌，也作餐桌。夜晚，他就着一盏小油灯写作，疲倦了便靠着墙壁稍作休息。延安图书资料有限，他便将运抵延安的几十箱个人藏书交给党中央，其中包括《四部丛刊》等重要典籍，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资料支持。

这部书最初设想篇幅为十几万字，但随着写作深入，原定篇幅已难以容纳丰富的历史内容。研究室先后提出增加字数，中央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支持根据实际需要扩充篇幅。范文澜从丰富的史料中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力求让读者既能了解历史进程，也能理解其中的变化。

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书稿完成，叙述了上古至五代十国的历史。上册出版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942年，中册出版，将历史叙述延伸至鸦片战争前。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3—1965年陆续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大幅修订和重写。到1965年，仅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就已扩充为三编四册、约110万字。1968年7月，毛泽东派人向他传话，支持他按照自己的写法继续编写通史，并将叙述范围延伸至现代。范文澜随即安排修订和续写工作，但计划尚未完成，因病于1969年7月去世。

▲范文澜1969年摄于北京

范文澜去世后，蔡美彪等人接续了这项事业。1978年，修订本再版时改名为《中国通史》，后续各册陆续编成出版。为纪念这位史学家，家乡绍兴修缮了他的故居，并在故居内设置生平事迹陈列，通过著作、手迹、照片等资料，全方位展示他的治学历程与革命足迹。

▲范文澜故居，位于绍兴饭店内

从延安窑洞中的伏案著述，到此后多年坚持修订，范文澜将个人治学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留下了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