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由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为致敬越剧诞生120周年而推出的原创越剧《女班》将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该剧以鲜活的舞台叙事回溯女子越剧起源，多维度展现越剧深厚的艺术底蕴，讲述这门艺术守正创新的发展之路，演绎越剧的百年传承与时代新声。

这部舞台剧取材于百年前的真实史实，将大众的目光重新引向女子越剧的发源地——嵊州市甘霖镇施家岙村。1923年，中国第一副女子越剧科班在此诞生。它从乡野草台破土而生，打破绍兴文戏由男性独霸舞台的格局，成为越剧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也镌刻下旧时代乡村女性冲破世俗桎梏、奋力谋求生存出路的时代印记。

▲嵊州市甘霖镇施家岙村戏台

在女子科班诞生之前，绍兴文戏均由男班演出，社会普遍排斥女子登台唱戏。常年往返上海与嵊县的商人王金水，受上海京剧髦儿戏的启发，萌生了在家乡创办女子越剧科班的想法。但办班之路阻力重重，当地宗族不认可女子学戏，普通农户也不愿将女儿送入科班。为打消乡人的顾虑，王金水率先把自家女儿送入科班作为示范，张贴告示招收9—13岁贫苦农家女孩，约定“三年学艺、一年帮师”，学徒期满发放银洋、金戒指与衣物，最终招收二十余名学徒，施银花、屠杏花便是这批学徒当中的骨干苗子。受族规约束，学徒不能入住绳武堂祠堂，只能寄居条件简陋的八卦台门。科班聘请男班艺人金荣水执教，沿用“赋子”口传教学，没有完整印刷剧本，全靠师傅口授唱词与小戏片段传授技艺。

1923年农历五月廿六，施家岙女班正式开科。经过三个月训练，科班在村内晒谷场搭起草台，举行“串红台”汇报公演，上演大戏《双珠凤》，施银花扮旦角，屠杏花反串小生，这场草台演出标志着女子越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收获乡邻好评后，王金水希望开拓城市市场，于1923年年底带领科班奔赴上海，进驻升平歌舞台挂牌演出。

▲施银花（1910-1984）

▲屠杏花（1913-1989）

初闯上海的女班短板突出：学徒年纪尚轻，城市舞台经验不足，表演沿袭男班旧有程式，行头道具也较为简陋，难以契合上海市民的审美趣味。仅演出三个月，便票房惨淡，难以为继，第一次闯沪就此失利。科班离开上海返回浙东，辗转嵊县、余姚各地，依托庙会、草台流动演出。1925年，科班经营陷入困境，王金水将科班转租裘光贤接管。常年下乡巡演过程中，艺人们发现男班正调唱腔并不适配女性声线。琴师王春荣与施银花反复钻研打磨，创制出“四工调”，突破了女声演唱的技术瓶颈，为女子越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音乐根基。

凭借唱腔革新的优势，1927年2月，重整后的女班第二次进军上海，在神仙世界游乐场等舞台演出了约两个月，大获成功。此时首批学徒满师出科，科班开始实行包银分成制度。两次赴沪的实践，让行业看到女子越剧的发展潜力，嵊县各地陆续兴办起群英、高升、大华等大批女子科班。但旧式科班制度存在时代弊病，学徒签订“关书”，人身依附班主，体罚、盘剥时有发生，即便技艺出众，女演员依旧饱受世俗偏见。

▲20世纪30年代，屠杏花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饰演梁山伯的剧照

▲20世纪30年代，施银花在《双珠凤》中饰演霍定金的剧照

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战火蔓延，大批女子科班前往上海租界谋生。女子反串小生的舞台魅力，吸引了大量都市女性观众，越剧影响力迅速扩大。20世纪40年代，同为嵊县籍的袁雪芬等艺人发起新越剧改革，摒弃单纯依靠赋子口传的旧模式，设立剧务部，引入编剧、导演、舞美，相继发展尺调腔、弦下腔，推动越剧完成现代化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旧式科班的人身束缚。1947年，袁雪芬联合尹桂芳、筱丹桂等越剧界同仁组成越剧十姐妹（其中绍兴籍七位），携手义演《山河恋》，以此反对旧科班制度，筹措资金兴办学校，培育越剧新人。新中国成立后，旧科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营、集体院团相继组建，经典剧目迭出，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型，越剧由此传播至全国各地。

▲“越剧十姐妹”合影（前排左起：徐天红、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吴小楼；后排左起：张桂凤、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

▲1947年8月，“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剧照

▲“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反响轰动，田汉为此撰文《团结就是力量》

岁月流转，原始的施家岙女班早已消散于历史，但草台之上孕育的艺术火种从未熄灭。一代代戏曲新人接续耕耘，女子越剧在传承中不断演进。这份从乡野间生长起来的越韵，跨越百年依旧拥有鲜活的艺术力量。越剧《女班》亮相国家大剧院，让越剧根脉故事登上国家级殿堂，既是对越剧先辈的致敬，也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江南越韵传向更广舞台，为越剧传承注入新活力。